第七章 “一月风暴”上海起偶然存于必然里
发布日期:2021-09-18 21:32   来源:未知   阅读:

  1967年2月上旬, “上海人民公社”(后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财、文大权。

  要想正确地书写历史,必须首先理清历史事实。上海1967年2月初全面夺权,成立公社,看似偶然,实际上是“一月革命”后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中,《告全市人民书》、《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紧急通告》,以及其他诸多的通告、通令,并没提及要夺市委、市人委的权,其机构、办公室一个没撤,人员一个也没少,公章全在他们手里握着。

  当然,要说一点夺权的概念都没有,那也不是。在中央发布的“五·一六通知”中就提出要“清洗”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十六条”也明确提出“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工总司”成立宣言中也有“我们要夺权”的提法。但我们之前对夺权的理解,是由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来掌权,就像北京市委、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那样,进行改组,或者军管,想也没敢想过由造反派来取代市委。可以说那种僵化的、旧的思维模式在造反派头脑中也是很顽固的。不仅“工总司”等工人造反派,也是同样的想法。从当时的许多传单、文告、小报、口号中都可看出这点,虽然提法都很澈烈,“火烧”、“炮打”、“砸烂”,但要自己夺权去取而代之,都视为雷池。文革也是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但开始我们思想解放的程度还没到跨过这根线。

  说全面夺权有客观的历史必然性,上海市委的所作所为是重要原因,更重要的是上海在反经济主义斗争中出现的接管,以及对《文汇报》、《解决日报》的接管,每一步都得到了毛主席、党中央的高度赞扬和热情支持,并反复地把这种接管提升到夺权高度来加以肯定。1967年1月1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明确肯定了上海的经验,说:“这些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把上海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并说:“这是在新形势下所采取的又一个伟大的战略措施,这个措施将推动全国的无产阶级来一个新的飞跃。”1月22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明确发出了自下而上夺权的号召。全文如下:

  一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伟大革命风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全中国,震动全世界。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最盛大的节日来到了!一切牛鬼蛇神的丧钟敲响了!让我们高举起双手,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好得很!就是好得很!

  这是我国无产阶级的一个新的飞跃。这是今年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

  这是国际运动中的极其伟大的创举,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事,是关系到世界前途和人类命运的大事。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亿万革命群众以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为核心,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自下而上地夺权。这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重大发展。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我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出现了无产阶级在全国范围内的夺权。但是,被打倒了的阶级敌人,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在无产阶级和小生产者的队伍里也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夺权斗争一直在激烈地继续进行。无产阶级,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夺权斗争。这个,就是发动亿万群众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只有展开这样伟大的群众运动,展开一个群众性的全面夺权斗争,才能彻底解决无产阶级的夺权问题,彻底解决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持的各种权力,非夺不可!这是广大革命群众通过几个月的艰苦斗争,掌握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伟大真理。

  为什么当革命的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满怀着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瞄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出第一炮的时候,就被打成“反革命”、“分子”?

  为什么当“工作组”来了以后,革命不仅没有翻身,反而更变本加厉地遭到的残酷?

  为什么当广大革命群众起来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却发生了更大规模的群众斗群众的事件,甚至武斗流血,多少革命的闯将受打击,遭迫害,被开除,被,直到最近,又出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的大反扑,出现了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大泛滥?

  几个月的反复和曲折,一场场惊涛骇浪的阶级斗争暴风雨,深刻地教育了广大革命造反派。他们越来越明白了:革命之所以受挫折,原因不是别的,只是因为印把子没有攥在自己手里。那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之所以如此猖狂,之所以敢于这样欺负人,就是因为他们还有权!革命群众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就是要自己掌握印把子!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千重要,万重要,掌握大权最重要!于是,革命群众凝聚起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咬紧牙关,斩钉截铁,下定决心: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夺权!夺权!!夺权!!!一切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所窃取的党、政、财等各种大权,统统要夺回来!就是要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他们说得好:无产阶级革命派,真正的革命,看的是夺权,想的是夺权,干的还是夺权!这不是什么“个人野心”,而是为无产阶级夺权,为夺权,让伟大的思想占领一切阵地!

  翻天覆地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群众运动,是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大决战。它必然带来阶级矛盾的集中爆发,带来一场空前规模的急风暴雨。这场大决战的现实,已经为我们展现了极其激动人心的场面。

  你看!广大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已经冲破重重障碍,紧急行动起来,集合于思想的伟大红旗之下,团结起亿万革命群众,发扬了高度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敢于斗争,敢于夺权,冲锋陷阵,所向披靡,正在从胜利走向胜利。

  你看!那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对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权,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因为夺权就夺去了他们的命根子,夺去了他们赖以“秋后算帐”的最后法宝。他们惊慌失措,暴跳如雷,歇斯底里大发作。然而,一切反革命的垂死挣扎都无济于事,他们正在迅速被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群众运动的洪流所淹没。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要展开夺权斗争,就必须大联合。没有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就只是一句空话。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第一次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为无产阶级的第一次夺权擂响了战鼓,使旧世界的资产者吓得发抖。四十几年前,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了“民众的大联合”的伟大号召,吹响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军号。今天,在我国的新形势下,亿万革命群众正在毛主席的新的伟大号召下,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伟大口号下动员起来,投入战斗。这就预示着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末日,已经来到了。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们!我们!我们!!我们广大的工农兵群众是新世界当然的主人!”这就是广大革命群众响亮的声音!

  革命的干部、革命的学生,一定要同工人运动、农动相结合,使社会上的斗争同本单位的斗争结合起来,内外联合,两面夹攻,彻底打碎旧的剥削制度、修正主义制度、官僚主义机构。广大工农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一起当家做主,建立崭新的无产阶级新秩序。

  大联合,要在夺权的斗争中形成。大联合,必须旗帜鲜明。它是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而不是乱七八糟的大杂烩。那些折中主义、改良主义的东西,那些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分散主义、分裂主义的东西,必须统统打倒。

  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高潮中,极少数资产阶级顽固分子总会乔装打扮一番,削尖了脑袋,力图钻进革命派大联合的队伍中来。他们虚伪地打着“革命造反”旗号,向无产阶级夺权。他们惯于制造谣言,挑拨离间,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煽动群众,转移斗争目标,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革命派,指向无产阶级专政,指向无产阶级的革命司令部。我们必须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提高警惕,擦亮眼睛,分清敌我,辨明大是大非,戳穿他们的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回击!

  阶级敌人空前强烈的抵抗是必然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正在和社会上的一切牛鬼蛇神,勾结起来,拼凑起反革命的联合,来对抗革命的大联合。但是,无论遇到多少曲折和反复,我们上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有用思想武装起来的亿万革命群众,我们必将战胜一切困难,把那些在背后煽阴风、点邪火,矛头指向无产阶级专政、指向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的家伙,一个个地揭露出来,把他们打倒。革命的大联合终将战胜反革命的小联合。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革命的战友们,让我们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动员起来,实现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胜利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伟大历史任务。

  就这样,外因(市委煽动经济主义,破坏了生产)、内因(造反派不接管生产指挥权,上海经济就将陷入瘫痪)、上因(毛主席、党中央号召自下而上夺权)、下因(必须全面夺权才能根本上保证经济的发展),四因相加,使全面夺权成为必然。

  如何自下而上夺权,夺了以后怎么办,如何保证党和国家机构正常运行?大家心里都没底。虽说以前的接管也含有夺权成分,但夺的毕竟是生产指挥权,比较简单,要把党、政、财、文大权都夺下来,就没那么简单了。于是,在正式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之前,出现了多次所谓的“夺权”。

  1月11日,“上海第三司令部”(“红三司”)突然夺了上海市公安局及所属各个分局的权,宣布接管公安局。我得到这消息很吃惊,赶紧告诉王洪文。“工总司”总部认为,公安系统涉及在押的许多犯人和重要机密,外部去夺权不妥当,搞不好要出事。当时时间紧急,已进入市公安局和各个分局,我们认为“工总司”应该有个态度,决定派人去做工作,劝说撤出,和“工总司”一起支持公安系统内部造反派接管。“红三司”对“工总司”的话还是听的。“工总司”当天就派了金祖敏【叶注:金祖敏是当年5月底才来总部的。】去闵行公安分局,我带了王兆祥等几个人去了杨浦公安分局,王洪去了福州路市公安局。其他分局也都派了人去。我到杨浦分局已经是晚上了,见里面拥着许多。我一方面对他们的夺权行动表示支持,称赞他们的革命精神是好的,另一方面也讲明公安系统的特殊性,其中的利害关系,希望大家支持公安系统内部造反派起来夺权。知道我是代表“工总司”总部的,一口答应了。我找了杨浦分局造反派宋桂生,希望他们内部“人革会”(“人民警察革命造反委员会”)、“消革会”(“消防队革命造反委员会”)、公安“机联站”(“公安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联合起来接管分局。

  当天,市公安局和各分局的大部都撤出了,“工总司”也一个人没留,全部撤出了。这个事实很清楚,完全不是叶永烈所说,“工总司”王洪文排挤了“红三司”夺权。当然,这样捏造完全符合叶永烈的笔法。第二天,即1月12日凌晨,“工总司”联合“红革会”、上海“炮司”、“机联站”等18个群众组织发了一个《联合紧急通令》,1月30日下午又发了一个《特急补充通令》,中心意思一方面是肯定“红三司”的革命精神是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另一方面明确接管公安机关必须通过中央批准,同时表明支持公安系统内部接管,其他群众组织必须立即撤出。没几天,“红三司”全部撤了出来。

  但是有些造反派头头却个人野心不改。“二兵团”耿金章瞅准机会,对“工总司”总部连招呼都没打,伙同“上三司”头头赵全国,搞了个所谓联合“三十几个群众组织”,去夺上海市委的权。1月15日凌晨,耿金章调了1000多人,将延安西路33号上海市委办公大楼、外滩的市人委办公大楼和康平路市委书记处办公大院占了,宣布接管上海市委、市人委,还宣布张春桥为上海、姚文元为第二书记兼市长。“工总司”和“红革会”、“机联站”、“炮司”、“反到底”等组织都不知道他们所谓“三十几个群众组织”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比如赵全国一个人能代表“上三司”?耿金章乱整一气,被张春桥叫去批评了一顿,只好把人撤了。“二兵团”人一撤,“三十几个群众组织”也没了声息。赵全国不服气,去北京“上访“,几天后从北京回来,又纠集了“中教司”等几百人,再次冲进“康办”书记处大院,宣称成立“上海市工农兵造反委员会”。文革运动中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为欺骗那几百人,赵全国编造了周总理的几点“指示“:支持他们的夺权“革命”行动;“工总司”是保守派;张春桥被上海造反派控制了,不向总理汇报情况……王洪文知道后向北京作了核实,证明所谓的周总理指示完全是赵全国伪造出来的,于是派人去“康办”找赵全国辩论,一举将其扭送到公安局审查。

  关于这件事,叶永烈在《王洪文传》中是这样写的:“那‘上三司’的头头,被‘工总司’逮了起来,送交公安局。至于罪名,信手拈来便是,王洪文给他安了个‘政治扒手’的紧箍圈。可怜那‘上三司’的头头,竟然从此在上海监狱里蹲了七年!”就是不提赵全国的名字,因为一说是赵全国,上海许多人都知道是那个公然伪造周总理指示的政治扒手。对冲击市委的赵全国表现得如此同情关爱,不像是叶永烈的风格,但仔细想想,为了捞到政治上的好处就胡编乱造,他们俩惺惺相惜也不足为奇了。

  还有一次乱“夺权”是1月初。一小撮人打着“红革会”、“工总司”、“农革司筹”(“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委会”。该组织在上海没什么影响,许多人都不知道这个组织)、“机联站”旗号,到市委办公厅抢了几颗大印,又到市人委缴了十几颗公章,就以“工总司”、“农革司筹”、“红革会”等组织名义印了《特大号外》,宣布夺权。实际上,“机联站”头头徐景贤没张春桥指示不会擅自行动,绝不可能参加。“工总司”参加的就是潘国平,但既没和王洪文商量,更没经总部同意,完全是个人行为。王洪文知道这件事后,将潘国平找到上棉十七厂保卫科,晚上我和王秀珍、戴立清、马振龙等对他进行了批评,并要求他将缴来的大印全部交出来,锁进十七厂保卫科的保险柜里。以后张春桥又找到潘国平,对他进行了批评。潘国平宣布退出。这次“夺权”前后仅两三天,没造成大的影响。

  这几次所谓的“夺权”,除了个别的野心家表演外,多数都对夺权的概念还是十分朦胧。报刊上连续号召自下而上夺权,这是党中央战略部署,中央的要求是“无产阶级造反派大联合”起来夺权。上海前几次所谓“夺权”实际上是闹剧,似乎缴几枚图章就是夺权了。形势逼着大家必须按中央要求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在这种情况下,1月23日,“工总司”邀请上海一些主要革命群众组织在市委党校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由“工总司”的王明龙主持,主要讨论新的权力机构的筹备。谁知一下来了100多个“群众组织”,有些名称听也没听说过,很多只是几个人拉的山头,都要进权力机构,争争吵吵开不下去。比如“工总司”所辖几个兵团都想进去,有人认为兵团是“工总司”下属,不应独立加入,耿金章不同意,大吵大闹。这次会议无果而终。

  后来在新华社上海分社又召开了一次各造反派组织联席会议,也是王明龙主持。这次会虽也有争执,但最终决定以“工总司”等38个市级群众组织作为组成单位,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会上讨论通过了公社的宣言、通告、章程(由“机联站”徐景贤、朱锡琪等人起草)等几个文件。关于公社名称的由来有一个掌故。当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正在搞“华师大新公社”,并说毛主席很赞赏巴黎公社原则,群众选举,可随时罢免,在1958年就曾设想搞城市公社化,所以我们定下了“上海人民公社”这个名称。

  一天晚上,“机联站”通知王洪文、王明龙去兴国宾馆,说张春桥要接见,到那看到“机联站”的徐景贤几个人也在,王明龙汇报了这几天的筹备情况。张春桥说上海的情况已向毛主席汇报过了,毛主席提出还是军、干、群三结合夺权好,叫张春桥、姚文元作为革命干部参加,还要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也参加。当即通知廖政国也过去,廖到场后表示毛主席有指示我们照办。张春桥还提出把38个组成单位改成发起单位较好,这样有余地。关于公社的宣言、通令、章程等文件,张春桥提出既然要他们作为革命干部参加,是否让他们也过过目,把把关。

  2月3日,www.gao111.com,在上海图书馆又开了一次筹备会,张春桥主持,组成单位代表参加。会上宣布了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张春桥、姚文元作为革命干部代表,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作为军队代表参加公社的决定,传达了毛主席要军、干、群三结合夺权的指示,并决定38个组成单位改成发起单位。会议讨论了公社领导体制问题。决定采取团体委员制,除张春桥、姚文元外,其他人都不以个人名义而以群众组织代表的身份参与公社的领导。经过协商,分配委员名额为“工总司”三名、农民代表两名、学生一名、市“机联站”一名,另外还有驻沪三军负责人。公社下设七个组,负责人各一名,(公社正式成立后共设八组一室,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组作为公社的一个机构,另设组织组、政宣组、联络组、调查组、保卫组、接待组、后勤组和办公室。),完全改变了原上海市委、市人委的体制。会上还讨论通过了公社宣言、通电、通告等事项,并决定于1967年2月5日在人民广场召开成立大会,大会的筹备办公室设在人民广场北边的上海体委大楼。

  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在人民广场如期召开。大会计划20万人参加,结果来了近百万人,周边马路全站满了,连福州路、延安路上都挤满了人。会前我得知“二兵团”对公社的组成不满,准备冲击会场,在主席台东侧集中队伍发难。于是,我在前一天通知杨浦区联络站的陈琳调几千人早早进会场,将主席台东侧至西藏路全部占据,并通知其他区的队伍提前进场,一下子将“二兵团”计划打乱了,他们的队伍进场时被挤到边上,七零八落地集中不起来,保证了大会的顺利举行。大会原计划由潘国平主持,但快开始了还找不到他,临时决定由戴立清主持。张春桥、姚文元参加会议并讲了话。大会通过了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向毛主席致敬电及大会的通告。宣言全文如下: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我们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庄严宣告:在伟大的一月革命的大风暴中,旧上海市委、市人委被我们砸烂了,上海人民公社诞生了!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根据这个道理,我们就反抗,就造反,就斗争,就夺权。一九六七年一月初,上海革命造反派吹响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进攻的号角,打响了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第一炮。

  在这个极其重要,极其关键的时刻,北京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声音:毛主席亲自批准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发来了贺电。毛主席支持革命造反派夺权,这个伟大号召,好像一声春雷,振奋了全上海,震撼了全中国,震动了全世界。

  从此,上海的形势,如急风暴雨迅猛异常,如大海怒涛,滚滚向前。在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基础上,在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基础上,在痛击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逆流的斗争中,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现了。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新型的上海人民公社,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地平线上,诞生在黄浦江畔,屹立在世界东方。

  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光辉胜利!这是无产阶级的光辉胜利!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光辉胜利!广大革命群众热烈地欢呼:伟大的一月革命胜利万岁!

  政权,是革命的根本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大搏斗,大厮杀,归根结底,就是为了争夺政权。因此,千重要,万重要,夺取政权最重要。

  旧上海市委、市人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掌握了上海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他们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他们对毛主席恶意攻击,他们反对思想。他们千方百计地扶植资本主义势力,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中,他们竟狗胆包天,公然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抗《中国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的决定》即十六条,破坏无产阶级。

  他们耍阴谋,放暗箭,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挑动群众斗群众,把革命打成“反革命”。当他们感到自己快要垮台时,他们又开黑会,定黑计,大刮阴风,大布妖雾,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

  旧上海市委、市人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老爷们,凭着手里掌握的权力,兴风作浪,作恶多端,干尽了坏事,在一个短时期内使全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上海,陷入了瘫痪状态。他们妄图用这种毒辣的手段,卡住我们的咽喉,切断我们的血管。他们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无产阶级,破坏社会主义经济。但是,正像世界上一切反动派一样,他们都是一批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蠢人。他们自己给自己敲响了死亡的丧钟,他们自己为自己创造了垮台的条件。

  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目睹资产阶级代理人的倒行逆施,眼看毛主席缔造的红色上海开始改变颜色,无不义愤填膺,怒火万丈!“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在思想光辉照耀下,上海工人阶级发扬了天不怕,地不怕,敢同恶鬼争高下的大无畏精神,在的关键时刻,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高举无产阶级夺权斗争的旗帜,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的命运,紧紧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击退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迅速扭转了局面。就在这个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进行了自下而上的夺权,奋起砸烂了修正主义的阎王殿,建立了无产阶级的新政权。

  一月革命,是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铁拳;一月革命,是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团结的战鼓;一月革命,创造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自下而上地夺回自己专政权力的新形式;一月革命,开辟了上海劳动人民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新阶段。

  上海人民公社,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思想指导下产生的崭新的地方国家机构。思想,是我们上海无产阶级夺取一月革命伟大胜利的指路明灯。思想,是我们抵抗资产阶级进攻,防止修正主义和平演变的坚强保证。掌握了思想,我们的队伍就一往直前,我们的斗争就所向无敌。

  上海人民公社,是彻底打碎已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篡夺了专政权力的旧的国家机构,重新创造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

  上海人民公社的组织原则,是毛主席教导的民主集中制,它对人民内部实行最广泛的无产阶级大民主,对阶级敌人则实行最无情的无产阶级专政。它的领导成员,在上海自下而上的全面大夺权取得胜利后,由革命群众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在目前,则由各革命造反组织协商推举组成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它是临时过渡性的权力机构,行使公社的领导权力。

  不论是现在的临时委员会,或是条件成熟时选举产生的正式委员会,都必须高举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毛主席制定的群众路线,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接受群众的监督,倾听群众的意见和批评。

  上海人民公社的一切工作人员,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绝没有做官当老爷的权利。谁要脱离群众,包办代替,甚至压制群众,专断独行,就必须随时撤换清洗。

  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在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在更广阔的基础上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全面的大夺权,彻底打倒旧市委、旧市人委,挖出一切目前还隐藏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对于地、富、反、坏、右和其他一切牛鬼蛇神,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否则就坚决制裁、坚决。

  我们一切任务的最中心的任务,就是夺权。要夺权,就要彻底地夺,就要百分之百地夺,什么折衷主义、改良主义、调和主义、温情主义,统统要打倒,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对敌人的宽恕,就是对革命的背叛,我们就是要坚决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寸权必夺”!

  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成立,是上海社会主义革命新的里程碑。但是,夺取政权,这只是革命的开始,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斗争更尖锐、更复杂。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不管风浪再大,都要挺起胸膛,勇猛前进,迎接阶级斗争的惊涛骇浪,闯过前进道路上的急流险滩,决不后退半分。

  上海人民公社是在革命的暴风雨中诞生的,它必将在更猛烈的革命暴风雨中锻炼成长!让美帝国主义者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及其走狗在上海人民公社面前吓得发抖吧!让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家伙,让一切牛鬼蛇神,在上海人民公社面前胆战心惊吧!让那些只知道按照常规走路的政治庸人在上海人民公社面前目瞪口呆吧!上海人民公社荡涤的是一切污泥浊水,创造的是光辉灿烂的思想的新天地!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毛主席当天即批准了上海人民公社。以后在张春桥、姚文元回北京向毛主席汇报时,毛主席提出:公社成立后的一系列问题你们考虑吗?如果全国都成立公社,那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不要改名,改成中华人民公社,这样一来人家承认吗?苏联就可以不承认,英法更不可能承认。改了后,驻外大使怎么办?等等一系列问题,你们考虑过没有?现在许多地方都向中央申请成立人民公社,中央有文件,除上海人民公社外,其他地方都不准搞人民公社。

  张春桥回沪后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感到毛主席考虑问题深,上海还是改一改名字吧,最后决定改成“上海市革命委员会”。2月24日,改名大会在人民广场举行,号称百万人大会,热烈呼唤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改名《决定》全文如下: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点燃的一月革命的熊熊烈火,从上海开始,席卷全国,把无产阶级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在这场气势磅礴的革命风暴中,我们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思想伟大红旗,实行了大联合,开展了自下而上的夺权斗争,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在取得这一系列胜利的基础上,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我们庄严地宣布了上海“三结合”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诞生。这一切都是思想的伟大胜利。

  现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道问题的通知》中的指示,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就上海临时最高权力机构的名称问题进行了讨论。我们深深感到,这一指示充分体现了中央对上海无产阶级的最大关怀,对上海人民的革命精神的最大爱护。我们坚决拥护中央的正确指示,一致通过把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称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这一新的名称,现在已得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批准。这是我们全上海革命人民的最大的幸福,最大的光荣。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将更高地举起思想伟大红旗,继续发扬一月革命精神,领导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全市革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誓把无产阶级进行到底,誓把上海建设成为一个真正的思想的大学校。

  原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所颁布的宣言、通令、通告、决定、决议及其他一切文件,一律继续有效,全市人民必须切实遵照执行。

  上海人民公社改名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热烈欢呼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叶注:据《革命造反年代》中的叙述,2月24日张春桥在文化广场召开的大会上传达了毛主席对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指示,姚文元主持大会,徐景贤宣读了署名“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目前形势和任务的”决议”,以此表示了“上海人民公社”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大会后,前往外滩办公大楼挂市革会铭牌。】

  毛主席和张春桥正常讨论国家体制问题,叶永烈在《“”兴亡》中,一支秃笔惟妙惟肖地一大段胡诌,说“毛主席严厉批评张姚”,而且以此作为小标题。他捏造毛主席的话:“你们上海成立人民公社为什么不和我打招呼?”似乎上海人民公社是张、姚擅自搞的,对毛主席甚至招呼都没打。鬼才相信。主席不知道怎么会在2月5日当天就批准了上海人民公社,又怎么会发文说除上海人民公社外其他地方一律不搞人民公社?这是肯定和保护上海人民夺权的热情和积极性,同时也是对张、姚的肯定。至于批准上海人民公社后,进一步考虑,可能引起外交等方面的问题,找张春桥商量,是完全正常的。毛主席为了保护上海的积极性,认为可以保留上海人民公社,上海方面则认为国家是一个整体,当时黑龙江已宣告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上海也应该改名叫革命委员会。不知道这里有什么文章可做,有什么稻草好捞?

  后面的描述更离奇,说张春桥受毛主席“严厉批评”时身上穿了几件毛衣,空调开得如何,但张身上出的不是热汗,是冷汗,在离开时一出门就摸摸头,看看乌纱帽还在不在……叶永烈真是厉害,不仅全程参加了毛主席和张春桥的谈话,还像孙悟空一样能变成蛔虫探知张穿的什么,测出他汗水的冷热,还能知道他在摸乌纱帽……

  按现在官方、主流媒体的说法,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掀起了全国的夺权风暴。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早在上海夺权之前,1967年1月22日,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就宣告成立了;1月25日,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宣告成立,《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西南的春雷》;1月31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东北的新曙光》,指出:“黑龙江省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实现了大联合,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窃踞的党权、政权、财政、文权,都夺回来了!”

  此后,在党中央号召和支持下,各省、市、自治区都经过全面夺权,成立了“三结合”(军队干部、老干部、群众代表)的政权,名称也由五花八门统一称为“革命委员会”。1968年9月1日,西藏和新疆两个自治区正式成立革命委员会,除台湾省外,全国山河实现了“一片红”。(各基层也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9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为此发表社论,摘录如下:

  “ 天山南北凯歌嘹亮,西藏高原阳光灿烂。正当全国亿万军民在毛主席最新指示鼓舞下乘胜前进的时候,地处我国西南、西北反帝反修前哨的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同时胜利诞生了!

  至此,全国除台湾省以外的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全国山河一片红,这极其壮丽的一幕,是夺取全面胜利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这是战无不胜的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我国七亿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

  “从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兴起,到西藏和新疆两个革命委员会的成立,经过二十个月伟大的斗争,全国军民实现了毛主席发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伟大号召,在全国范围内赢得了无产阶级的决定性胜利。

  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把被他们篡夺了的那一部分党、政、财、文大权夺回到无产阶级的手中,这是一场资产阶级企图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严重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一场政治大革命。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全部成立,宣告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各地区的代理人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阴谋的彻底破产,把美帝、苏修的一切反革命谣言击得粉碎,使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在中国实现“和平演变”的痴心妄想化为泡影。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全部成立,显示了战无不胜的思想掌握了亿万革命群众的无比威力,大大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反映了无产阶级发展到斗、批、改阶段的客观规律,集中地表现了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的迫切要求,明确地指出了各级革命委员会面临的中心任务。”

  “让我们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为胜利完成斗、批、改的伟大历史任务,阔步前进!思想阳光普照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一定会以更加雄伟的面貌出现在全世界人民的面前!”

  我认为,文革开始时,党中央、毛主席及广大的革命造反派都没有全面夺权的设想。如果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开始只是不理解这场运动,整了下面的干部群众,通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能够改变反对自己就是反党的传统思维,带领群众一起批判资产阶级路线,批判修正主义、官僚主义,抓好生产,是可以得到群众谅解的。这样,会有对个别顽固坚持反动路线、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作出调整,领导班子里可能会增加一些革命群众代表,但不至于发展到全面夺权。中央从1967年1月开始支持各地夺权,是根据当时形势的发展,因势利导而已。革命造反派在初期有自发接管等五花八门的夺权形式;毛主席开始批准了上海人民公社,后来又推动改名;群众造反夺权从自发到根据中央意见“三结合”。等等这些都说明了这个问题。上海的实践就可以证明,这种夺权是偶然存在于当时运动的必然之中。

  最终建立的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都有个共同特点,就是一二把手基本上都是原来的老干部和军队干部。这说明我们的夺权同阶级敌人、野心家向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有本质不同,是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内部的自我完善。纲领仍然是的纲领,性质仍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宪法还是领导下制定的宪法,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宗旨还是为人民服务。

  革命委员会不仅没有削弱党的领导,反而大大加强了党的领导,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树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绝对权威,大大强化了工人阶级在我国的领导地位。不仅各级革命委员会实行了工农代表参加管理,党中央、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中工农代表的比率都得到了较大增加。(是真正的一线工农代表,而不是像今天脱离了体力劳动,管理甚至剥削普通工农的所谓“工农代表”。)

  更重要的,革命委员会大大强化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砸碎了官僚机构,改造了官僚作风,破除了领导始终正确、反对领导就是反党的旧思维,权力在群众的监督下运行,不论你职务多高,做错了事每一个老百姓都可贴你的大字报。廉政被大大强化了,资产阶级法权被大大破除了,在各级革委会班子中,除老干部保留了原有的高薪和福利外,新上来的工农干部一律由原单位发原工资。比如王洪文,即使当了中央副主席,还是由国棉十七厂每月发60元不到的工资,而且开会时喝杯茶都得付钱。【叶注:即使上海对王洪文有所补助,但每月所得仍比老干部少许多。可见《革命造反年代》有关王洪文一节。】

  革命委员会实行巴黎公社原则,成员随时都可以被人民罢免撤换。上海从公社(市革会)成立后有不少人被调整了下去,搞派性的下去,犯了法如破坏知青上山下乡的该判刑就判刑,没什么只能上不能下的道理。大字报作为人民群众监督干部的武器,是文革中思想大解放的重要成果,即使有点误差也只是细枝末节。它可使各级领导保持勤勉而不懈怠,保持清廉而不腐败,保持人民勤务员的身份而不官僚。有人对人民群众的大字报视如猛兽,怕得要死,我看不是心态有问题就是心中有鬼。

  令人痛心的是,1976年10月后,各级革命委员会都作为“”体系遭到清查,很多人被关押判刑,甚至杀头。这样的行为除了政治报复又能作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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