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佳|张謇为何会说“日本唯商德最下”?
发布日期:2022-07-20 14:06   来源:未知   阅读:

  张謇(1853-1926)曾于1903年东渡日本考察实业教育,著有《癸卯东游日记》刊印。除实地考察、学习借鉴日本经验之外,此行还有两个重要目的:一、为通州(今江苏南通)凿井之事聘请日本技师;二、为他所创立的中国最早的民立师范——通州师范学校——聘请日本教习。张謇对明治日本所取得的成就丝毫不吝赞美之词,对帮助、配合他考察的日本各界人士亦充满感激,却在参观名古屋商业学校,见该校校规与伦理教科书强调信用、私德时,突然抨击“日本唯商德最下”。观张謇日记手稿可知,这番激烈的言辞是他回国后修改校订《癸卯东游日记》时特意添加的,显然是在借题发挥。而导火索其实是,他与日本人森村扇四郎、森村要父子商谈订购凿井器事宜时遭遇的“欺诈未遂”事件。

  对此,张謇在闰五月四日的日记中有详细记载:“森村扇四郎复与高野周省来,说凿井器事……余必欲竟其事,又欲一究地层分数,以为通州地质学之始,适叔蕴寄示日本驻沪领事小田(切)为森村托售之矿井机器图,欲更试之,属叔蕴询访。叔蕴以询钱念劬,往复咨议……叔蕴与森村之子名要者议同,书来相告,且订先观其伊豆所凿成绩。至上海时,见森村要举止佻荡,目动而言肆。及再见,即请借墨银百圆……至长崎,察知森村要狭邪之举,至东京扇四郎来谈,多与钱、罗书不合,其神情颇有要劫。其名刺称工师,而其友高野周省张之曰,是海军技师长,访之海军无此人,访之横滨无矿业商会,其住横滨户部町裁三月,一子年十八,在中学校,森村要非其子。高野自称农学士,又自称兽医,访之警察厅,则高野名下仅署一农字。访之农科大学,则从前学士中并无其人。种种诬罔,已无意观其伊豆之工矣。乃索所借百圆以试之。父子果相与推诿,图诳语,反复至三四无定,则峻辞以谢之。又考知森村与外务部翻译小林光太郎善,念劬习于小林,而不知小林外间之声名。其以图属驻沪领事代售,或云亦小林为之,蛛丝马迹,因原甚多。”

  张謇之所以认定这几个日本人意图行骗,是因为经他查证,扇四郎与森村要的父子关系、扇四郎的海军技师与凿井专家身份、高野周省的农学士身份皆不可信。然而,事实并非全如张謇日记中所记。

  森村要于1918年出版过《凿泉之梗概》一书,称扇四郎为“先考”。如果说1903年两人有可能为欺诈张謇而谎称父子,那么十五年后断然没有这种必要了。张謇没有查到森村要的户籍,极有可能是因为他的户籍已经迁出其父扇四郎的住所。

  日本有一地方杂志——《实业之横滨》,其内容以日本横滨的产业、经济、商业相关信息为主,也涉及政治、教育、金融等领域,是横滨实业界的重要刊物。该杂志自1912年第九卷第十一号起,分三期刊载了扇四郎撰写的《水道上水之新研究》。文章从水源、水管设备、掘井技术、挖掘地点的选定等方面进行论述,援引德国、美国实例,指出研究东京水源问题以及发展凿井事业、提高土地生产力的重要性。文中还列举了日本农商务省授予森村所发明的凿井机的多项专利。森村式凿井机是日本最早的以石油为动力的凿井机,而其功率达到了六至十马力,在当时可谓是划时代的。扇四郎取得专利权的时间大致应在1911年至1912年初。1912年他与主营专利事务的律师松本隆治相交,以技术与劳力入股,两人于4月共同创立了凿井公司——日本凿泉合资会社。这家公司历经百余年,仍以凿井、地下水相关设备等为主要业务,现名株式会社日さく(Nissaku),注册资金一亿日元,公司员工两百七十三人。凿井事业无法一蹴而就,森村家又有图纸在驻上海领事馆讬售,即便扇四郎在1912年取得的成绩并不能说明他1903年时的水平,但其凿井技师身份确实并未造假。

  至于扇四郎的海军技师身份,其本人所撰《水道上水之新研究》与其子森村要所著《凿泉之梗概》都提到,他曾于明治初年奉职于帝国海军造兵厂,后转向凿井领域,两赴欧美学习深造。如果说森村父子所言尚不足信,那么,身为律师的松本应当是在调查扇四郎身份背景无疑的情况下才会与之共同创业的。日本凿泉合资会社成立八十周年所编纂的公司史中也提及,扇四郎曾为海军技师。

  最后,高野周省的农学士身份确系伪造。张謇查访过的“农科大学”即今东京大学农学部,该校学生与毕业生名册都没有高野的相关记录。当时有资格授予农学士学位的还有札幌农学校,即今北海道大学农学部,其校史记录中亦无高野之名。不止如此,即便是当时东京的农业专科学校——私立东京农学校,今东京农业大学也没有高野的就读记录。而高野敢自称农学士、兽医,或许因其曾为下总牧羊场职员及东洋农会非正式会员。下总牧羊场创办于1875年,同年即开始招收所谓“牧羊生徒”教授畜牧业,学制三年。其创办者岩山敬义曾任日本大藏省理事官。1879年,以岩山为核心、下总牧羊场职员及学生参与的东洋农会正式创立,而该会正是日本最早的全国性农会——大日本农会的最重要母体。东洋农会记录会员身份职务十分细致,甚至会区分“马医”与“兽医”,而在1880年的档案中,对高野的记录为“隶属下总种畜场”,既非牧羊场学生,又非兽医,甚至其工作是否直接与畜牧相关也未可知。二十多年过去,张謇能查到高野在警察厅的档案署有“农”字,只能说明他确实从事着农业相关工作。

  说了谎的似乎只有高野,但张謇显然是将这几个日本人都视为贪婪猥琐的骗子,不仅对他们大加挞伐,更上升到日本商德败坏的程度。如此激烈尖刻的言辞,在他的日记中几乎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难道森村父子是被张謇冤枉了吗?

  森村父子当时或许并没有蓄意欺骗张謇的意图,但通过其他线索却可以发现,他们在商业活动中始终都是缺乏诚信的。

  据日本凿泉合资会社公司史记载,1912年公司甫一成立,扇四郎发明的森村式凿井机即在公司获得的第一项工程中发生事故,导致工程被迫中止,扇四郎因此引咎辞职,公司只能高薪另聘美国技师以解燃眉之急。森村要1918年出版的《凿泉之梗概》一书中所罗列的技术专利与1912年亦无二致,可见森村家在凿井技术上未能再有突破。

  更可笑的是,该书中仅罗列了两项凿井实绩,其中之一还是因发生事故而导致扇四郎辞职的那项工程。森村要在书中自称子继父业,凿井技术在日本无人能出其右,抨击日本凿井界多有跳梁小丑,但自己不仅毫无能力可言,还企图用其父的败绩鱼目混珠。如此,便不难推测当年的情况了:森村家早年在凿井技术上不具优势,在日本业界寂寂无名,于是转而希望能在中国拓展业务以获取资金。为取得张謇的信任,森村父子夸夸其谈,与高野互抬身价,结果反而引起了张謇的怀疑与反感,竹篮打水一场空。

  张謇始终对日本抱持着复杂的矛盾心理。他主张以日本为师,学习其在经济、教育、政治等各个方面的先进之处;另一方面,早在朝鲜壬午兵变之后,他就开始高度警戒日本的扩张野心。因此,他在与日本人交往之时,总是谨慎务实,秉持听其言而观其行的态度。戊戌前,日本参谋本部、外务省派人在江浙一带积极游说督抚、士人,希望建立所谓“日清同盟”。在这样的鼓吹之下,张謇的友人郑孝胥等人对“中日合作”的前景充满了乐观,为建立与日本亚细亚协会的同盟关系积极奔走。一片欢欣鼓舞之中,只有张謇态度冷淡,并不看好,认为“日人言则甘矣,须观其后”,隐晦地表达了对日本人只作口头文章的反感。如他所料,这次“合作”最终不了了之。也正因为如此,森村父子与高野越吹嘘自己,本就心怀警戒的张謇自然也就越发怀疑他们。当然,张謇是对森村父子存在一定误解的。这或许有随行翻译的问题,或许因为这几个日本人没有将自己的过往经历介绍清楚,或许也有张謇调查取证不周密的因素。但是,张謇确确实实看清楚了他们的品性。

  首先,这是日本人长年以来在商业活动中缺乏诚信的必然结果。张謇日记中有载:“余谓日人商业甚无信义,十余年来,中人之受诳者,指不胜屈”,“闻半年来,中人受诳于日人者,复有数事。其甚细者,值仅五圆”。受害者当然不止普通百姓。就在张謇赴日考察前的2月,上海发生过一起日本人伪造中国通商银行五元、十元钞票的案件,导致该行一度发生挤兑风潮,被迫收回所有已发行纸钞。而在日本政府的庇护下,伪造纸钞的四名日本人却能免于经济赔偿。

  张謇本人也遭遇过日本人不守信用的毁约行为。他在创办通州师范学校之初聘请过日本教习吉泽嘉寿之丞。而吉泽却曾不守契约、长时间离开南通,张謇就此严厉批评说:“吉泽久不来,甚不合信义。”

  张謇在日记中还特地提及了日本近代教育史上的最大丑闻——爆发于1903年春的“教科书狱”。日本明治后期,从事教科书出版的各出版社为使自己所制作的教科书通过审定,纷纷向拥有教材审核权的各府县官员、校长、教员等行贿,一时竟蔚然成风。日本教育界近两百人被卷入其中,经过案件审理、上诉,最终百余人被判定有罪。张謇直指日本社会商德与师德的缺失,感叹“教育真实普及之难”。

  讽刺的是,一些私德有损的日本人竟然成为清末中国人追逐的对象。当时中国“以日本为师”,对日本各领域的专家有着很大的需求,庞大的来华日本人队伍中鱼龙混杂。对教育人才,即便中国历来都对教师有着才学和道德上的双重要求,但一些因“教科书狱”而无法在日本教育界立足的“有罪者”,却大受中国人欢迎,纷纷受聘来华。其中最为知名的恐怕就是1903年底起任商务印书馆编译室主任的著名汉学家、书法家长尾雨山了。日本东洋史学者内藤湖南曾在演讲时说:“中国人却为此(即教科书狱)十分欣喜,恳求这些日本教师跟随他们去中国。当时有一位现今在实业和教育界的权威,也来请我帮他推荐。”他所说的“权威”,就是张謇。

  张謇东游的另一重要目的就是聘请一批富有经验却因被判教科书受贿罪而失业的日本教习赴通执教。张謇愿意聘用这样有“污点”的教习,一方面是迫于教育人才的严重缺乏,通州师范学校的教学管理工作亟需日本专家的指导,一方面也是资金短缺下的无奈选择。聘请德才兼备的日本专家费用之高昂,是张謇无力负担的。如著名政治学家吉野作造受聘于天津北方法政学堂时月俸为四百圆,而张謇聘用的日本教习最高薪酬则为一百五十圆,可谓物美价廉。《申报》1903年11月11日曾有一篇题为《弃材可用》的文章,评价此事为“语云良工无弃材,观于此而益信”。最终张謇聘请了三位“有罪者”担任通州师范的教习,其中木村忠治郎和西谷虎二在通州师范执教时间分别为六年和十一年,为学校的发展,乃至南通的教育近代化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也赢得了张謇的尊敬与信任。

  张謇认为,“以不信不义之国人,而冀商业前途之发达,是则大车无輗、小车无軏之行矣”,“信用者,即忠信笃敬之意”,屡屡强调诚信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重要性。他所创办或参与创办的多所近代学校,都将“忠实”“忠信”“笃敬”等作为校训,走出了一条切实将教育与商德相结合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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